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是我国成立最早、成果最丰、最具有影响力的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
2020年10月19日是中心成立3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到来之际，中心主任陈弘教授和副主任张琳博士就中心35年来的历程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并对中心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展望。
张琳：陈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从成立到今天已经整整35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几乎完全不存在，我们是怎样从无到有将中心建立起来的呢？
陈弘：是的，不仅在我校，而且在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边缘地带走向成长和成熟的历程。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教育部为提升我国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在全国范围遴选优秀的英语专业教师出国培训学习。经过层层严格选拔，1979年，9位既具有优良思想品德又具备出色学术水平的年富力强的教师被选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我校的黄源深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师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权威学者利昂尼·克拉默教授。
在两年的学习期间，黄老师深入研究精彩纷呈的澳大利亚文学，体察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文化与风土人情。学成回国后，黄老师克服种种阻力，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并且招收、培养我国第一位澳大利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86年，澳大利亚前总理、中澳关系成功发展的奠基者高夫·惠特拉姆访问中国。在前一年，惠特拉姆就访沪行程提出要求，希望在上海访问期间来华东师范大学参观考察澳大利亚研究情况。这促成了我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于1985年正式挂牌成立。
惠特拉姆先生在访问我校期间，对黄老师所开展的澳大利亚文学教学与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的亲自支持下，澳方开始对中心长期捐赠大批图书资料。
就是这样，我校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的先头兵之一。黄源深教授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黄老师的学术成就在国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界得到了普遍的称道。早在1986年，黄老师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199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这两部著作一经出版，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分别修订再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文学史》位列“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十名”。利昂尼·克拉默教授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高度评价，认为本书的编选显示出黄源深老师“卓越的判断能力和机智敏慧”。
对于澳大利亚文学，黄老师所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和介绍，他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将帕特里克·怀特同时期一批具有相似文学思想和风格的小说家进行分类，归为“怀特派”作家等，得到世界文学界的认同。
在黄老师的指导和引领下，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涉猎广、见解深、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学者。
张琳：我们中心设在外语学院之下，澳大利亚文学必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特色。但是，现在我们中心的研究范围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的中心。
陈弘：是的。黄源深教授从一开始便具有非凡的前瞻性和敏锐的战略眼光。正式成立后的中心挂靠在当时的外语系。但黄老师的战略思维远远超越了澳大利亚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很早就将中心定位为跨学科、多领域的国别研究中心。从一开始，中心研究人员除英语专业外，还延请了历史系、经济系、教育系、地理系等系所的专家、学者加盟。澳大利亚政府、合作高校和友人不定期地向我们提供赠书赠刊，我们也有意识地扩大这些资料的学科范围。中心藏书的领域除了文学和文化，还大量涉及澳大利亚政治、外交、经济、历史、社会、教育等。
在20世纪80—90年代，高校出国交流机会十分有限，尤其是文科类的学科，出国机会更少。我们的澳研中心拥有较好的国际交流条件，能够派送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赴澳大利亚从事进修和交流，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他们也借此建立起各自的学术人脉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心开始出版“澳大利亚研究”系列丛书，包括《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经济》《澳大利亚教育》《中澳关系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等，还有被收入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的《从孤立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等。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元的格局，在当时我国从事国别研究的机构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心很早就有能力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对澳大利亚的诸方面，尤其是中澳关系方面开展研究，以各种形式推出研究成果，发挥重要的咨政作用。
我们始终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并不是囿于象牙塔中的个体的学术行为，而应当经世致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张琳：但是当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仍然来自英语系，学术背景主要是英语语言文学，那么我们是怎样进行突破，实质性地拓展我们的学术领域，并能够有高质量的学术产出的呢？
陈弘：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黄老师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我们就已经开始着眼切实对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和突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澳交流合作日趋紧密，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有重要的发展。我们意识到，必须紧紧扣住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前沿，运用我们的智慧，敏锐地观察和判断中澳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工作。
事实上，英语专业的学术背景和对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深入了解给我们开展国别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硕、博研究生们大都语言功底扎实，阅读速度快，听力和理解能力强，能够及时、快速地掌握相关信息，并做出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同时，由于我们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民情有深入的认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在澳大利亚进行长期或短期学习、研究的经历，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所做出的判断往往视野较广、认识较深、观点独到。
换言之，对于澳大利亚以及相关的问题，我们能够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和加拿大、新西兰相似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能对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问题有明确、精准的分析，从而得出较有见地的结论。
近二十年来，我和中心副主任侯敏跃教授紧密合作，大胆创新，引导我们指导的硕、博研究生们拓展专业学习领域，深入研读相关知识和理论，对澳大利亚的诸方面，尤其是中澳关系、澳美关系、澳亚关系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发现问题，寻找方法，提出解决方案。侯敏跃教授长期研究中澳关系，尤其是两国经贸关系，对于澳大利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中心成员还有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知名澳大利亚问题学者汪诗明教授，为我们对澳大利亚政治、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张琳：陈老师，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您本人是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出身，在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有着精湛的造诣，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是什么促使您成功转型，专注研究澳大利亚政治、外交和经济，尤其是中澳关系的呢？您在这个方面有哪些有效方法可以给我们分享呢？
陈弘：我从1987年开始师从黄源深教授，学习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黄老师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领域单一、狭隘的学者。开始澳大利亚研究以后，我在黄老师的细致指导下，和他合作撰写《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从孤立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等专著，在此过程中广泛研读了澳大利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对澳大利亚的多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澳大利亚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的。之后，除了发表澳大利亚文学方面的论文外，我还编写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专著，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本人对中澳关系和其他相关问题长期密切关注。1991年，我得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亲自支持，应邀访问澳大利亚。1994年，在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访华期间，我担任他的翻译，在和他的接触中对澳大利亚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强烈兴趣。在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同时，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关注澳大利亚政治、外交、经贸等问题的动态。每次赴澳访问，我都会购买、复印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包括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议员、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和智库学者进行交流探讨。此外，我还得到了我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倪世雄教授的指点。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起，中澳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而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之一，我们显然应当承担起自己的重要使命，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为增进中澳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推进双方积极、建设性的合作往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和重视，也得到国内外学界的积极评价。我们在中外主流媒体频繁撰文和发声，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凤凰卫视新闻台和资讯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东方卫视、深圳卫视、《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电台、《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锋晨报》、墨尔本《时代报》《南华早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国《金融时报》、印度WION国际电视台等。
张琳：您刚才提起中心的对外交流，这是我们能够拓展研究领域，深入进行研究的重要渠道。在这方面是怎样开拓的呢？
陈弘：中心成立后，得到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大力支持。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对黄源深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十分重视，为我们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早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中心的藏书较为有限，学校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澳大利亚图书更少。有鉴于此，澳大利亚领事馆对我们开放他们的图书室，我们凭领事馆出具的邀请信进入其图书室借阅书刊和影像资料。每隔几周，领事馆会把澳大利亚的出版一段时间的报纸杂志赠送给我们。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
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所属的澳中理事会是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机构，旨在推进两国的相互了解。澳中理事会对我中心提供了长期支持。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澳中理事会就向中心派送澳大利亚研究学者，常驻中心，为我们提供澳大利亚方面的课程教学，并且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们还通过申请澳中理事会项目资助，出版和翻译相关图书，派送师生赴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学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校和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旧译拉筹伯大学）开始开展合作交流。30多年来，中心先后同乐卓博大学的英语系和亚洲研究系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中心和乐卓博大学合作开展的“华人对澳大利亚联邦进程的贡献”项目获得澳大利亚政府30万澳元的科研项目资助，中心多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通过这个项目前往澳大利亚从事学术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心和澳大利亚高校的合作更为紧密。中心几乎每位硕、博研究生均有机会赴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学习，合作高校则从过去的一所（乐卓博大学）扩展到了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麦考瑞大学等多所，经费来源也有所扩展，更加多元化。
近二十年来，中心还同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和学会进行合作，尤其是华东师大在美国的合作高校圣奥拉夫学院。圣奥拉夫学院是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我本人曾经在该校从事过两个学期的研究工作。2010年我在该校访学期间，与该校负责人和学者开展了积极磋商， 圣奥拉夫学院同意从2011年起每年接受中心两名研究生从事澳美比较研究，为中心的研究生提供免费住宿、生活费、美国国内调研旅费等支持。和该校的合作对推动中心对澳美关系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琳：您能谈谈我们的另外两个中心新西兰研究中心和亚太研究中心吗？这两个中心是怎样成立的？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关系是什么？
陈弘：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处南太平洋地区，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同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性，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研究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新西兰的方方面面。
2002年1月，当时我参加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举行的澳大利亚国庆招待会，遇到了时任新西兰驻沪总领事、现任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女士。在我们的共同策划下，是年5月我校成立了新西兰研究中心，时任新西兰教育部长、现任新西兰国家议会议长特莱佛·马拉德亲临我校为中心揭牌。这是我国成立的为数不多的专门以新西兰研究为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中心成员来自我校外语学院、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人文学院等院系，目前我们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交流。中心已有相当规模的新西兰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藏书。目前，中心开展新西兰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心编写的我国第一部《新西兰研究》教材于2020年出版，编写的第一部《新西兰蓝皮书》也将于2021年出版。中心研究人员积极撰写咨政报告，频繁在中外媒体撰文发声，就中新关系和新西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见解。
我们一直认为，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应该置于一个更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关性的整体语境中进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孤立的研究对象，应当将相关研究与地区、世界，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结合。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性经贸合作组织的发起国。因此，我们以点带面，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别研究入手，进而带动区域研究，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2003年，我们向学校申请，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当时其实还没有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概念，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么做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心成立后，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
张琳：这样看来，我们的学术道路确实越来越宽广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7 年颁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学科方向得到了扩展，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样，我们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正式纳入了外语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领域。
陈弘：对，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因应时代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并且必须尽快进行战略性变革的。
30多年前，当黄源深老师和其他8位学者从澳大利亚回到各自的高校开始进行澳大利亚研究和教学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就是在这样一张白纸上，他们绘画出了又新又美的图画。在短短30年内，我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从一开始的七八个，到今天的近四十个，澳大利亚研究已经成为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的重要研究和教学领域。
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和研究机构，更是国内最重要的澳大利亚研究智库。时代赋予我们重要的使命，我们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增进中澳两国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友谊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琳：谢谢陈老师接受我的访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后浪”，我们将不辜负黄源深老师和其他前辈们对我们的期望，继续努力将我们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向前推进。
张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陈弘，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