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陈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太平洋时代”的不断深化，太平洋岛国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地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2017年提出的“蓝色太平洋”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在地区认同、地区治理、地区安全观等方面具有多重内涵。“蓝色太平洋”的本质是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主动应对，包括顺应全球治理的深化、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和应对印太战略及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和愈发激化的地缘政治竞争给“蓝色太平洋”从理念到实践的落地过程带来了挑战。不过，从长期看，“蓝色太平洋”仍具有前景，将推动“太平洋时代”变得更加完整。
关键词
“蓝色太平洋”、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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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太平洋地区必将崛起，“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100多年后，我们见证了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太平洋时代”（Pacific Era）的到来。但是，直到21世纪初，大体位于太平洋中央区位的太平洋岛国仍被视为“亚太面包圈中的空洞”，“处在现代化的边缘”。
不过，近年来，随着“太平洋时代”的不断深化，太平洋岛国地区正在经历着令人瞩目的变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我国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特别是“印太战略”也将太平洋岛国地区纳入其中。这些因素给太平洋岛国地区格局带来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2017年被提出并在此后不断发展的“蓝色太平洋”（Blue Pacific）具有地区认同叙事、地区治理倡议、地区新安全观和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策略等多重内涵，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新发展，也是理解当下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最关键的概念之一，其形成过程、丰富内涵、内外动因、挑战与前景值得深入研究。
一、“蓝色太平洋”的形成与发展
“蓝色太平洋”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过程。2017年6月，时任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萨伊莱莱（Tuilaepa Sailele）在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做主旨发言时表示：“‘蓝色太平洋’基于对我们的‘海洋认同’‘海洋地理’和‘海洋资源’的明确承认，寻求拿回我们的太平洋集体管理权的集体潜力。这是“蓝色太平洋”概念首次在国际场合出现。
实际上，在此之前，“蓝色太平洋”已经得到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一致支持。在此之后，2017年9月，该地区最主要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PIF）举行第48届领导人会议（阿皮亚峰会），正式提出将“蓝色太平洋”作为关于地区认同的“新叙事”。会议公报称：“考虑到全球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各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蓝色太平洋认同对加强我们的太平洋集体管理权的机遇，重申了太平洋人民与他们的自然资源、环境、文化和生命之间的联系。”这标志着“蓝色太平洋”正式在地区层次上被提出。
“蓝色太平洋”概念被提出后，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化、实质化的完善过程，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2017年底，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发布《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7）》，全面阐述了“蓝色太平洋”的背景和基础，提出全球权力转移与全球化、多边关系变化、地区格局日益“拥挤而复杂”、自然资源退化与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蓝色太平洋”的背景，认为“蓝色太平洋”包含太平洋海洋认同、太平洋海洋地理和太平洋海洋资源三大方面的内涵，重点强调了“蓝色太平洋”在地区主义尤其是地区海洋治理中的作用，表示要掌握太平洋海洋区位带来的机遇。
2018年9月，太平洋岛国论坛第49届领导人会议（亚伦峰会）发布了《关于地区安全的博埃宣言》（以下简称《博埃宣言》，Boe Declaration），这是“蓝色太平洋”成为地区安全观的重要文本载体。《博埃宣言》采纳了“蓝色太平洋”认同，提出了“蓝色太平洋”框架下“扩展的安全概念”，将地区安全的范畴由2000年《比克塔瓦宣言》（Biketawa Declaration）强调的传统安全问题扩展到人类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与资源安全、防灾减灾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对太平洋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福祉的“唯一最大威胁”。
为了将《博埃宣言》具体化，2019年8月，太平洋岛国论坛第50届领导人会议（富纳富提峰会）通过了《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将地区气候安全、人类安全、环境与资源安全、跨国犯罪、网络犯罪及网络安全与地区协调机制列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六大战略焦点，并提出了一系列实施计划、执行措施、资源支持和监督评估机制，还就一些重点问题设定了具体任务目标和完成时间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划定各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外延成为《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具体措施的重中之重和首先着手的工作。这是太平洋岛国为“永久主权”的声索进行实际准备的重要一步。
2019年底，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发布的《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9）》进一步确认了“蓝色太平洋大陆”（Blue Pacific Continent）是利用“蓝色太平洋”认同、地理与资源的关键概念，重新评估了地缘政治竞争新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关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环境下的地区气候治理，对地缘政治与“蓝色太平洋”的关系进行了前景预测，得出了从最悲观到最乐观的四种不同情境。该报告的第三部分是《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愿景》，提出了到2050年建成蓝色太平洋大陆的愿景与政策路线图，为本应于2020年制定的《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战略》作准备。报告还引用了中国成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说明这是建设蓝色太平洋大陆的第一步。
总之，“蓝色太平洋”由萨伊莱莱首倡，得到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集体呼应，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并经《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7）》《博埃宣言》《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9）》等文件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地区组织负责人、各国领导人、地区内外有关行为体代表、学者和各界人士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蓝色太平洋”加以诠释，使其逐渐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内涵，成为较为公认的关于该地区认同的新叙事。
二、“蓝色太平洋”的多重内涵
“蓝色太平洋”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较为抽象的概念，需要从多个维度由表及里地考察其丰富内涵。
（一）地区认同的新叙事
“蓝色太平洋”是关于地区认同的新叙事，这是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其属性的最初定位。时任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的达梅·梅格·泰勒（Dame Meg Taylor）提出，“蓝色太平洋”首先回答了“作为太平洋，我们是谁”的问题。“只有清晰地宣示我们的集体地理、认同和资源，我们才能有效地确保太平洋在快速变动的全球环境中的地位与能动性。”也就是说，首先定义“我者”，才能面对“他者”。
在“蓝色太平洋”之前，“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是太平洋岛国地区认同的叙事。美国学者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将“太平洋方式”概括为六个方面：“太平洋问题，太平洋解决”“泛太平洋精神”“政治优先”“文化平等”“协商一致”和“渐进主义”。可以看出，“太平洋方式”主要是回答了“我们怎么做”的问题。
相比之下，“蓝色太平洋”更聚焦“我们做什么”，更加积极主动。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安娜·纳乌帕（Anna Naupa）在诠释“蓝色太平洋”时强调，这是太平洋岛国在“变幻的风向中”“掌握航向”的务实外交。这种诠释基于太平洋岛国内部存在已久的海洋认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汤加哲学家和文学家埃佩利·豪欧法（Epeli Hau ofa）提出的“我们的岛屿之海”（our sea of islands）和“我们中间的大洋”（the ocean in us）。他认为，应当转换视角，不再按照域外视角视太平洋岛国为“偏远小岛屿”和“无主之地”，而是要自视为广袤海洋的拥有者和守护者。这是“蓝色太平洋”的思想渊源。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在诠释“蓝色太平洋”的涵义时多次引述豪欧法的话语，体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传承。
（二）地区治理的倡议
“蓝色太平洋”是地区治理的倡议，也是对一系列地区合作计划与行动的整合。这层内涵主要体现在《博埃宣言》和《博埃宣言行动计划》中。
近年来，海洋治理、气候治理、可持续发展治理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治理的重点领域。其中，地区海洋治理与“蓝色太平洋”最直接相关。2014—2017年间，太平洋岛国地区组织在海洋治理领域通过了《帕劳宣言：“海洋：生活与未来”——规划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的太平洋渔业地区路线图》《波纳佩海洋声明：可持续发展之路》等合作文件。在此过程中，不同议题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在地区气候治理领域，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苏瓦宣言》《关于气候变化的塔普塔普阿特阿宣言》《关于气候变化的莫尔兹比港宣言》等；在地区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太平洋路线图》，试图将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细化为符合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和132小项具体指标，从领导力与协调、宣传与交流、地区监测与指标、整合汇报、执行手段支持五个方面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太平洋岛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同领域的地区治理有大量重叠之处。
在此背景下，整合不同议题成为工作重点。“蓝色太平洋”将全球治理中的“海洋—气候联结”（ocean-climate nexus）概念引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寻求将海洋与气候两大议题更好地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整合。《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将地区海洋治理与气候治理分解为具体目标，并将这些具体目标与特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一一对应，使这些不同领域的行动得到更好的统筹。
（三）地区新安全观
“蓝色太平洋”体现了太平洋岛国主张的地区新安全观。
在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海洋治理、人类发展等越来越被视为重大的安全问题，形成了非传统议题的“安全化”。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最关切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一。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提出：“对许多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紧急而严重的威胁，对一些岛国来说，威胁的是它们的生存。”美国学者斯科特·豪格（Scott Hauger）提出，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安全关切包括：获取淡水（由于雨季模式的变化和海水入侵），当地食物供应（对珊瑚礁的损害、渔获下降和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基础设施损害（海平面上升、洪水、风暴所致），气候变化的间接安全威胁包括经济损失、旅游业收入下降、移民外逃（特别是从即将被海平面上升而淹没的珊瑚岛礁向外移民）。这些威胁的存在及其紧迫性促使太平洋岛国推动将这些非传统议题纳入地区安全关切。
但是，同为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关切截然不同。澳大利亚仍然坚持传统的、强调地缘政治的安全观，近年来，所谓的“中国威胁”愈发成为澳大利亚首要的安全关切。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由于国内煤炭和铁矿石等利益集团对整个决策体系和社会的渗透，以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与美国结盟等原因，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表现消极，多次上榜“化石奖”。这与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安全观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反差在《巴黎协定》达成后尤为凸显。
因此，“蓝色太平洋”的提出、发展，尤其是《博埃宣言》的通过，可以视为太平洋岛国主张的地区安全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地区层次上的认可，成为某种地区集体观念。
（四）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主动应对
“蓝色太平洋”是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主动应对，包括太平洋岛国的新权力观、新地位观与地区集体策略。本文认为，这是“蓝色太平洋”的本质。
新权力观认为，太平洋岛国虽然从陆地视角上看是小岛屿国家，但从海洋视角上看是“大海洋国家”，这主要得益于《联合国海洋法》，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使得太平洋岛国拥有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蓝色国土”，并希望通过“永久主权”制度将其固定化、法律化，以适应海平面上升导致陆地国土和“蓝色国土”受侵蚀的情况。新地位观是太平洋岛国对自身地位的重新评估，它不再以大西洋或欧亚大陆为中心视角，认为太平洋岛国是“边缘地带”，而是以太平洋为中心视角，认为太平洋岛国的陆地国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及邻近海域占据“大洋中央区位”。在2018年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会议上，与会者罗列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资源基础：掌握联合国10%的投票权、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资源、无价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人民和丰富文化传统、地缘中心区位以及一系列地缘经济机遇。这些都是对太平洋岛国权力资源与地位的重新发现。
从“大海洋国家”的新权力观和“大洋中央区位”的新地位观出发，太平洋岛国发挥更大主动性，更加自信地与域外国家开展博弈，也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权力转移的“风向变化”——包括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印太战略”——推进太平洋岛国自身的地区议程。正如泰勒在南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 USP）所言，“（‘蓝色太平洋’）指导我们与域外发展伙伴的政治对话，以确保我们在对我们作为蓝色太平洋大陆的地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有同一个强大声音、同一个地区立场和行动”，“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纳乌帕在论述“印太战略”背景下的“蓝色太平洋”时强调，印太外交必须聚焦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治理。从这个角度看，“蓝色太平洋”既是太平洋岛国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博弈手段，也是与域外大国合作的规范性倡议，明确表示域外大国若想在太平洋岛国地区获得地缘政治利益，就应当按照太平洋岛国的优先议程进行合作。
三、“蓝色太平洋”的内外动因
全球治理深化以及围绕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地缘政治活动加剧是“蓝色太平洋”形成的外部原因。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发挥能动性，重新审视自身的权力观与地位观，顺应和利用这种新趋势，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优先议题，是“蓝色太平洋”形成的内部动力。
（一）顺应全球治理的深化
全球治理的深化从三个方面推动了“蓝色太平洋”的形成。
第一，全球治理提高了太平洋岛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中的选票价值。通俗地说，“太平洋岛国手中握有选票的筹码价值提高了”。2018年6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幕僚研究报告围绕中国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对美国的影响进行了专题分析，文中首先对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进行了评估，认为该地区有着远远超过其规模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太平洋岛国拥有和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同等的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以及在渔业和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上具有与其规模不匹配的巨大影响力”。域外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竞相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提升了太平洋岛国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底气，扩大了太平洋岛国选择合作伙伴的余地。
第二，全球治理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地区议程设置，特别是全球海洋治理直接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海洋治理进程。2015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宣布，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水生资源”单独列为第1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年，全球海洋治理走向一个高潮，特别是联合国海洋大会的举办给太平洋岛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提供了契机。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蓝色太平洋”第一次在国际场合被提出。
第三，全球治理的新议题与新观念有机结合在一起（例如海洋治理与“蓝色经济”、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增长”），在网络化条件下加速向太平洋岛国扩散传播，有利于塑造太平洋岛国对自身价值的认同。这些观念的传播有助于太平洋岛国用国际上认可的话语“包装”自己的利益，使之具有合法性。太平洋岛国地区引入全球治理中的“海洋—气候联结”概念，将海洋与气候两大议题更好地整合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下，使之成为“蓝色太平洋”作为地区治理倡议的指向。此外，“蓝色太平洋”符合国际主流话语，有利于减少合作阻力。
在主观上，太平洋岛国认识并顺应全球治理的新趋势，发挥能动性，为“蓝色太平洋”的提出和发展进行了权力资源、地区治理和本地合法性上的准备。
第一，太平洋岛国有意识地利用全球治理深化带来的投票权价值升高这一有利态势——泰勒在2018年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会议上谈及“蓝色太平洋”的资源基础时，将掌握联合国10%的投票权列为头号权力资源。
第二，太平洋岛国在地区层次上推进海洋治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等议程，为“蓝色太平洋”的提出奠定了地区治理基础。例如，2017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两个地区组织联手推进“2017太平洋海洋年”活动，为联合国海洋大会进行预热。
第三，全球治理新观念对本地思想的建构和本地具有能动性的内化相辅相成。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原本属于全球性话语的“蓝色经济”等概念，由于牵涉到太平洋岛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引发了强烈关注，在本地区民众中间逐渐形成了“蓝色太平洋”认同的本地社会合法性基础。
（二）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
“蓝色太平洋”的本质是对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应对。其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感知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量之一。
中国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太平洋时代”的预言；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的提出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深化合作，丰富了“太平洋时代”的内涵。2017年5月，《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明确提出，太平洋岛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彼得·奥尼尔（Peter O’Neill）分别出席了首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推动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气候变化、海洋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地区治理议题的讨论，增强了太平洋岛国政府的综合实力和谈判能力，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自主发展能力与意愿。
“蓝色太平洋”正是太平洋岛国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第一，“蓝色太平洋”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在官方层面上意识到且公开承认，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是太平洋岛国国际空间扩大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而在此前，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往往采用模糊措辞，例如以“地缘政治新因素”或“新发展伙伴”等指代中国。泰勒在2018年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会议上更是将中国单列为理解太平洋地区主义的重要因素。第二，“蓝色太平洋”是太平洋岛国首次从地区组织层面上表达与“一带一路”倡议整体对接的意愿，并提出了对接方案，甚至寻求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施加影响。《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7）》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给作为一个整体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带来发展机遇。该报告提到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跨太平洋连接亚洲和拉美的海底光缆项目的可能性，提出“我们的大洋中央区位有助于中国将‘一带一路’跨越太平洋延伸到拉美”。泰勒本人还表示，她更愿意用“一带一海路”（The Belt and Seaways）的称谓，以反映太平洋岛国作为大海洋国家的实际情况。第三，“蓝色太平洋”代表了太平洋岛国将中国视为机遇，更加主动地提出一整套地区气候、海洋和可持续发展治理议程。《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7）》在谈到“全球权力转移和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时，特别提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拉罗汤加条约》（《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历史上取得成功的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借助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特别是美苏南太平洋冷战的格局，成功推动了有利于太平洋岛国的议程。当时中国直接支持了太平洋岛国的基本立场，在有核国家中率先承认“南太平洋无核区”。基于太平洋岛国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一些人认为太平洋岛国可以在相似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达成相似目的，推动太平洋岛国本土的地区主义。第四，2019—2020年间，由于“印太战略”的扩展、中美关系的恶化、西方加大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经济合作的攻讦等因素，太平洋岛国地区组织及其负责人在谈论中国机遇时变得更加谨慎，也比此前更多谈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经常与机遇并列）。但即便如此，2019年底的《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9）》仍然明确承认，“蓝色太平洋”是“全球权力转移与中美竞争的直接受益者”。
（三）应对“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竞争
对太平洋岛国地区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量是“印太战略”及其带来的地缘政治竞争。“蓝色太平洋”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为太平洋岛国应对“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性乃至挑战的“太平洋岛国替代方案”。
几乎在“蓝色太平洋”提出的同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主张并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中。2018年2月制定、2021年1月大部分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印太战略”范围，提出了确保太平洋岛国与美国保持结盟的战略目标，举措包括外交、军事、情报、经济、发展援助和信息舆论等。2019年6月，美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正式公开将太平洋岛国列为“印太战略”的“至关重要的”的组成部分，表示将“重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介入，提升太平洋岛国作为美国安全伙伴的地位。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政策存在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再平衡”基础上在太平洋岛国强化实施“印太战略”，进一步介入太平洋岛国地区，在外交、军事、安全合作、经济援助、社会交流和帮助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加大投入力度，例如2019年美国发起“太平洋承诺”（Pacific Pledge），2019—2020年共承诺向太平洋岛国新增三亿美元援助，建立“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加入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基金等。另一方面，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履行乃至中止若干奥巴马时期承诺的气候变化援助或注资承诺，特别是拒绝兑现奥巴马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绿色气候基金承诺的30亿美元注资中尚未履行的20亿美元，引发了太平洋岛国的强烈反对。
美国的西方盟国和伙伴也纷纷推出针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包括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新西兰的“太平洋重置”（Pacific Reset）、英国的“太平洋抬高”（Pacific Uplift）等。这些战略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在中国加大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背景下，明确或事实上配合“印太战略”，扩大和激化了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印太战略”的两面性对太平洋岛国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太平洋岛国对基础设施投资与援助的增加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它们也担忧过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岛国关注的优先议题边缘化。例如，萨伊莱莱担忧“‘印度洋’压过‘太平洋’成为真正的风险”，“给我们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泰勒担忧“印太战略重塑地缘战略竞争”。
因此，虽然“蓝色太平洋”的提出起初并不是直接针对“印太战略”，但是出于对“印太战略”的担忧，“蓝色太平洋”逐渐成为应对“印太战略”冲击的“太平洋岛国替代方案”。《博埃宣言行动计划》和《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9）》（含《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愿景》）都体现出太平洋岛国针对“印太战略”，主动规划地区优先议程的意图。澳大利亚学者韦斯利·摩根（Wesley Morgan）在向澳大利亚政府的建言中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要想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进“印太战略”，需要严肃地看待太平洋岛国的关切，尤其是气候政策，支持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集体外交，以提升澳大利亚的软实力。所罗门群岛学者塔西休斯·卡布陶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认为，“蓝色太平洋”旨在促进更具主动性的太平洋岛国集体外交，“推回”“印太战略”，“绘制我们太平洋岛国自己的地图”。
四、“蓝色太平洋”的挑战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围绕太平洋岛国地区愈发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给“蓝色太平洋”从理念到实践的落地带来了挑战。不过，从长期看，“蓝色太平洋”仍具有一定前景。
（一）“蓝色太平洋”的挑战
“蓝色太平洋”作为较为抽象的叙事概念，面临着如何落地实施的问题。当前，这一概念首先遇到了疫情及其次生问题的挑战。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大洋洲的蔓延迫使地区重点议题转向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蓝色太平洋”重点强调的海洋治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尽管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地区组织试图将公共卫生合作冠以“蓝色太平洋”之名，但这带来了名与实的脱节。此外，疫情还直接拖慢了《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战略》的制定过程。疫情如果常态化，将进一步削弱太平洋岛国的力量，“蓝色太平洋”的内部推力也可能随之减弱。
“蓝色太平洋”还面临着太平洋岛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问题。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重要成员，长期以来是地区合作的“主要先驱和驱动者”“规则制定的主要贡献者”“政治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强大维护者”。虽然近年来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然与太平洋岛国保持着深厚的传统联系。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旨在凸显太平洋岛国主体性的“蓝色太平洋”的形成与发展为什么没有受到澳方的明显阻挠，而且还得到了澳方一定程度的支持？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取得妥协，另一方面是因为澳方试图影响“蓝色太平洋”的发展方向，希望将“蓝色太平洋大陆”导向类似欧盟的超主权行为体——这也是澳大利亚数十年来推动地区一体化的目标。在澳方影响下，《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愿景》保留了2050年建成“太平洋联盟”的目标。澳方还推动建立了太平洋融合中心，作为未来超主权行为体的雏形。因此，太平洋岛国论坛内部澳大利亚和岛国对“蓝色太平洋”存在不同理解和诠释，这一方面解释了澳大利亚对“蓝色太平洋”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将成为“蓝色太平洋”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挑战。
此外，随着拜登上台后美国继续大力推动“印太战略”，日本、英国、法国等域外西方国家也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协作，有可能造成该地区的域外力量出现失衡局面，因而，太平洋岛国利用“蓝色太平洋”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大国平衡的空间可能缩小。2019年底的《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9）》对“一带一路”用词比两年前的同类报告更加谨慎就是一例。2021年2月，围绕新任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人选的分歧，导致太平洋岛国论坛出现内部分裂危机，也可能削弱“蓝色太平洋”的地区组织载体。
（二）“蓝色太平洋”的前景
尽管“蓝色太平洋”面临着诸多挑战，长期来看仍然具有一定前景。
首先，“蓝色太平洋”未来有可能形成类似“东盟中心主义”之于东南亚的地区叙事，成为域外各方都需要（至少在表面上）遵循的“政治正确”。在物质和人力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小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努力谋求实力的快速提升；但这并非表明小国在提升自身话语权上没有能动性，“太平洋方式”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继“太平洋方式”后太平洋岛国地区新的地区叙事，“蓝色太平洋”与“太平洋方式”之间有可能形成类似“东盟中心主义”与“东盟方式”之间的关系，前者指向域外博弈，后者指向域内协调。
其次，在具体问题上，尽管“蓝色太平洋”的落地实施面临着疫情及其次生问题的挑战，但在长期仍将作为一种地区治理理念，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海洋治理、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推动《博埃宣言行动计划》的执行落实。《为了蓝色太平洋大陆的2050战略》的制定也有望在疫情走向平稳后恢复。
最后，“与所有人为友”的叙事能够促进太平洋岛国就上述这些议题与域外大国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避地缘政治竞争，引导乃至规范域外大国介入的作用。“蓝色太平洋”有潜力成为太平洋岛国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继续对华合作的一种合法性依托。
五、结语
总之，“蓝色太平洋”从首倡到不断具体化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更强调抽象的地区认同叙事与表层的功能领域合作，到深入地区安全观，最后展现出“蓝色太平洋”的本质：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太平洋岛国有意识地利用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树立地区认同的新叙事、地区治理的倡议、地区新安全观、“大海洋国家”的权力观和“大洋中央区位”的地位观，发挥更大主动性，顺应全球治理的深化，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应对“印太战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不确定性，试图在“变幻的风向中”“掌握航向”。
当前，随着“太平洋时代”的不断深化，太平洋岛国地区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在这种有利外部条件下，太平洋岛国发挥能动性，增强自主性，以具有多重内涵的“蓝色太平洋”应对地缘政治新环境，试图加速这个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去边缘化”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太平洋时代”正在变得更加完整。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2017年6月，几乎与“蓝色太平洋”提出的同时，中国政府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了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在后疫情时代，“蓝色伙伴关系”与“蓝色太平洋”可以结合太平洋岛国的实际情况更加紧密地对接，成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中太双方应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挑战，推动共同发展。“蓝色伙伴关系”与“蓝色太平洋”的对接符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有潜力成为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